2007年9月15日 星期六

F➽志願性部門與社會資本

F➽志願性部門與社會資本
文章內容:2010/2/15
志願性部門與社會資本:創造或消耗?

在志工訓練的場合,我經常會問志工夥伴「你們志工隊的夥伴彼此關係好不好?凝聚力強不強?」不少志工毫不思索的回答「我們志工隊大家感情都很好,凝聚力很強,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緊接著我會問「你們志工隊裏彼此標會的人多不多?」多數志工會愣一下,然後回答「怎麼可能?」我進一步問「既然大家像家人一樣,怎麼沒有一起標會?」志工回答「怕會被倒會。」

在中外的許多社會中,標會是一種人們自助互助的制度,它必須建立在人的互信基礎上。
假如,我們的志工隊成員之間都缺乏彼此之間的互信,可想而知社會中的其他角落更難有彼此的信任。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要討論的是,信任是社會的重要基礎,在信任日漸衰微的社會中我們可以努力做些什麼?

一、 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為政者不會官商勾結、弊案連連,能夠兌現對選民的承諾,這是社會資本!
*市場上不用擔心買到黑心商品,能夠安心享用所購的產品,這是社會資本!
*捐錢給公益慈善團體,不用擔心他們濫用,能夠相信他們會照顧所需要的人,這是社會資本!
*參加標會,不用擔心有人會倒會,能夠自助互助,這是社會資本!
*走在街頭,不用擔心遭飆車族砍殺,能夠平安回家,這是社會資本!

Robert D. Putnam(1995; 2000)在撰寫「獨自打保齡球」時,或許感嘆美國的民眾越來越冷默、越來越不關心公共事務、越來越少人參與志願服務、人與人之間越來越疏離。今天,我們在此討論社會資本,是不是也感受到台灣社會的世風日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越來越淡薄?

在傳統的華人社會中,我們相信為政者的權威基礎建立在誠信之上;做生意講究信用,做到童叟無欺;人與人之間也是禮尚往來,誠如費孝通(1947/1991)所言「鄉土社會的信用並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於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時的可靠性。」
所以,在傳統社會不需要去強調社會資本。因為,信任已經內化在人的內心,也已經鑲嵌在社會關係之中。若是有人破壞信任的基礎時,也自有一套正式與非正式的規範來約束。可是,在以利潤與競爭為主流價值的社會中,信任似乎已變成在掩飾資本主義罪惡的華麗辭藻(rhetoric)。

二、社會資本的創造與消耗

社會資本已成為一個熱門的議題,早期的論述著重於理論性概念的探討,以及社會資本這個概念如何測量。近年來,則更關心社會資本在政策上的意義。也就是說,社會資本若是對社會有益處,如何透過政策的手段去創造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與財力資本最大的不同在於,個人可以擁有財力資本,但社會資本不是個人所擁有的資本,是鑲嵌在整個社會關係當中。Coleman(1990)講得很清楚,「社會資本不同於其他形式的資本,因為社會資本是附著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結構。」「雖然,個人可從社會資本中獲益,但社會資本不是個人所擁有的財產。」
當然,比起財力這種有形資產(tangible assets),社會資本可謂之一種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
不過,個人的財力資本可累積創造,但也有可能貶值耗損。同樣的,社會資本也可能投資,也可能因不當的「投資」而消耗。
所以,政府的重要政策,例如社會福利、醫療照顧、產業關係,到底是能創造或破壞社會資本,端視政策內容的設計(Productivity-Commission, 2003)。

將社會資本與志願性部門連結在一起,其背後可能有兩股學術潮流極力促成。
一是強調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希望藉由志願性部門取代政府所提供的服務。

另一股潮流是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擔心個人主義橫行,又擔心政府的強制力剝削了個人的自由。所以,志願性本質的公民社會可同時兼顧個人與群體的關係,又可避免政府的強制力(Norton, 2000)。既然,社會資本是鑲嵌於社會關係中,社會中的每一個社會力(social forces)都可能對社會資本的增加有所貢獻,也同樣有可能消耗社會資本。
這些社會力基本上包括:家庭鄰裏的非正式部門、政府部門、商業部門及志願性部門。
在這些社會力之中,Coleman(1988)和Fukuyama(1995)都認為商業市場中需要互惠與信任。而政府的政策也可能創造社會資本(Productivity-Commission, 2003)。
不過,學者與決策者通常最寄望於志願性部門對於社會資本的創造能量(Giddens, 2000)。
事實上,de Tocqueville和Putnam也認為志願性結社(voluntary associations)是創造與再複制社會資本的最重要場域(Brown et al., 2000)。
個人也相信志願性部門最有潛力創造社會資本。但必須強調的是,一個社會其社會資本的多寡,不隻是志願性部門創造社會資本能量的強度。或許消耗社會資本的速度遠快於志願性部門所能創造的社會資本。台灣的社會不就處於這種狀況嗎?
原本台灣的公民社會力量就相當有限,隨者工業化與市場化的發展,志願性部門能創造的社會資本已經相當有限。

可惜的是,政府腐化的速度迅速,貪污弊案連連;在政治惡鬥下,揭發政敵瘡疤遠多於建立相互信任;執政的領導人出爾反爾缺乏誠信,選舉語言遠比兌現政見重要;號稱民主政治是政黨政治,但卻淪為政黨分贓政治。
商人為了某取暴利,不惜生產黑心商品;在商業媒體上看到富商、藝人過高所得的奢華生活,讓平實百姓產生階層的落差;不負責任的金融機構為業績而放款,造成許多卡奴與過度負債者。
這些政府與商業部門所消耗的社會資本,遠遠超過志願性部門能創造社會資本的能力。
所以,台灣的社會恐怕是社會資本相對越來越少。我經常在許多大眾的場合詢問人群,「有多少人目前參加標會?」答案可想而知。人類學的研究發現,標會(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是許多社會都曾存在的一種經濟上自助互助的制度,標會制度的存在必須建立人們的相互信任,也就是說在一個社會資本充足的社會,標會才有可能普遍存續。
在台灣,許多中下階層的民眾仍缺乏融資管道,但標會已不再是一種融資管道或儲蓄的選擇方式,因為台灣的社會資本在式微中。

我所要強調的是,社會資本的創造與維繫是社會中所有的社會力必須共同來投資。當前提升台灣的社會資本,事實上政府部門與商業部門應該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即使不創造社會資本,至少不應再快速消耗社會資本。
因為本文的重點在討論志願性部門與社會資本的關係,在此不再去申論政府與商業部門的這領域。雖然,在此之前我們沒有去提到志願部門也可能消耗社會資本。接下來的文章主要有兩個部份,一是討論志願性部門如何創造社會資本,另一方面將討論志願性部門也有可能消耗社會資本。

三、志願性組織與社會資本的創造

Coleman (1990)認為封閉性(closure)、穩定性(stability)、意識形態(ideology)、自主、富裕、政府的支持等都是創造及維繫社會資本的因素。從社會資本形成的角度來看,Hooghe & Stolle (2003)認為社會資本可以是屬於社會導向的(society-centered)或制度導向的(institution-centered)。
社會導向的社會資本受到日常社會互動的影響,可能比較難用某些政策引導去創造社會資本。制度取向的社會資本可能鑲嵌在政府的政策中,
政府、公共政策與政治制度都可能改變社會資本。在此,我們可能比較採取制度取向的方式,認為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特別是志願性部門對於社會資本的創造有哪些可能性。

(一)志願服務

志願服務(volunteering)不隻存在於志願性部門,當前在政府部門與商業部門也有越來越多的志願服務方案。
但是,志願服務最早起源於志願性部門,英國的第三部門習慣稱為志願性部門,是因為早期的志願性組織之主要人力資源大量仰賴志工(volunteers)。
我們大致可將志願服務分為正式的志願服務(formal volunteering)與非正式的志願服務(informal volunteering),非正式的志願服務是依據個人的自由意志,自行從事志願服務的工作;正式的志願服務是指個人依據自由意志,參與某些組織和他人一起共同從事志願服務工作。

一般認為,正式的志願服務比較容易創造社會資本,因為組織化的志願服務(organised volunteering)讓參與者有更多的機會與「一般的人」(generalized others)產生社會互動,而且基於非利益取向的互動,更容易創造凝聚的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與連結的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
非正式的志願服務通常互動的對像是「有意義的他人」(significant others),雖然也有利於創造凝聚的社會資本,但對建立連結的社會資本則較有限。對推動志願服創造社會資本而言,非正式與正式的志願服務一樣重要,但就志願性組織而言,正式的志願服務更有利於創造社會資本。

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初期,不論是睦鄰運動(settlement movement)或慈善組織會社(charity organisation society),都嘗試透過志願服務去建立貧窮社區的社會資本。
西元1884年,Samuel Barnett牧師和牧師娘Henritta向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籌募了一筆資金,在貧困的東倫敦Whitechapel教區成立了虛擬的Oxbridge College,名之為湯恩比館(Toynbee Hall)。
一群年輕的Oxbridge研究生白天在為追求自己的生涯夢想而努力,晚上或週末回到湯恩比館,並利用時間在東倫敦地區提供各種慈善、社會與政治活動。經由這些活動,他們在貧困的東倫敦地區提升文化水平、彌補階級之間的差距,將他們在大學所獲得的文化知識特權與資源回饋給弱勢的平民百姓。
美國第一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女性Jane Addams和她的好友在芝加哥建立 Hull House,同樣號召家境富裕的大學生為貧苦的窮人與移民服務,彌補社經地位之間的差距。
Mary Richmond特別重視「友好訪員」(friendly visitors)的訓練,希望這些中上階級的志工能夠和中下階層的服務對象成為真正的好朋友。
Samuel & Henritta Barnett、Jane Addams和Mary Richmond這些社會改革家所努力,是透過志願服務在創造社會中的連結社會資本。

當前的志願服務,我們不僅期待透過志工與服務使用者之間建立社會資本,更期待從參與志願服務的過程中建立社會資本,也就是希望志願服務參與者來自多元的不同背景,不再是有錢有閒的志工與貧窮的服務使用者。
我們希望志工中有各重不同的社會經濟背景、宗教信仰、族群與性別,大家一起關心共事務,從服務的過程中建立社會資本。
台灣是一個族群越來越多元的社會,我們沒有「國教」,隻有各種不同的信仰;我們有許多不同的族群,講不同的語言;我們有土生土長的原住民族,有稍早移民來台的閩南人,有時間略晚因戰爭而來自大陸各省的人,有最近來自越南、印尼、泰國、甚至東歐的新移民,這是一個像彩虹般多採多姿的社會。
隻有在共同投入志願服務中比較不會去劃分你我彼此,更容易建立社會資本。英國布萊爾首相擔心,英國社會投入志願服務的人口減少,更擔心的是參與志願服務主要是白人、女性、中產階級,如此將失去志願服務促進社會融合的效果。
英國「盟約」(The Compact)的有關志願服務工作守則中強調四項志願服務的基本原則,包括選擇(choice)、多元性(diversity)、互惠(reciprocity)及鼓勵(recognition)。其中,多元性與互惠與社會資本的建最友直接關聯。
多元性強調「志願服務應開放給各種不同背景的人,應鼓勵不同年齡、族群、性取向、信仰等人參與。包容性(inclusiveness)可建立橋樑,讓各種人都覺得參與是件好事。」而互惠則強調「志工在實踐社會目的時也能獲得回饋,這種回會可能是成就感、獲得技術經驗、促進人際關係或純粹好玩」(Home-Office, ?; Home_Office, ?)。

(二)社區重建
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或許是在影射時政的敗壞,而在期待一個清明的盛世。難道我們現在的心情不也像陶淵明一樣?
擺開時政不談,桃花源記所描述的是一個充滿社會資本的社區,純樸的居民可以為一個陌生人擺酒設宴,並一一邀請這位陌生人至家裏做客。
或許這有點帶著思古幽情的烏托邦(utopia)幻想,但從建立社會資本的角度來看,我寧可將它視為是一種「優托邦」(eutopia)的夢想。

隨著社會分工的精細,或許我們很難再找到像鄉土社會一樣的社區。但是,許多社群主義者(communitarians)仍舊試圖在建立一個社會關係密切的良善社會(good society)。
什麼是一個良善的社會?「良善社會是一個開放的社會,是一個成員共同參與追求公共利益的社會」,「是一個制度保障個人自由,每個人都能參與經濟與政治決策。

和平、繁榮、自由與正義正式衡量良善社會的重要指標」(Nisbet, 2000)。在Robert N. Bellab(2000)和Amitai Etzioni (2000)的觀念裏,友伴(membership)、自由、關懷(caring)、責任(responsibilities)與信任是社會不可或缺的基礎。
上述的這些理念也蘊含在社會資本的概念中,而在社區中要能創造社會資本,社區組織應該是核心的機制。
誠如,托克威爾的民主在美國一書中所提到的,美國民主制度的建立,社團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後托克威爾學派的許多學者認為結社是創造社會資本的機制。

所以,今天我們想在社區中建立社會資本,透過社區組織是一個可能的管道。
這也難怪世界銀行與許多國家想透社區組織能力建構(capacity building)方案來培養社會資本,以達到社區的永續發展。英國「公民重建計畫」(Civil Renewal)的核心使命是:健全、積極、有能力的社區。藉由強化社區的能力,由居民共同界定問題,並共同解決問題(Blunkett, 2003)。

社區組織在志願性部門中長期被忽略,通常得不到政府的經費贊助,也得不到社會大眾的青睞。
但近年來,世界各國公共服務的治理都有社區化的趨勢,社區組織才開始獲得重視。長期以來,台灣有不少社區組織淪為政治的附庸,社區組織領導人成為政治人物的樁腳。
所以,對創造「好的」社會資本並沒有太大助益,反而消耗更多的社會資本。
近年來,社區總體營造雖然強調是在營造人,此理念固然與社會資本的想法接近。但是,過去社區總體的成就偏重文史與景觀的營造,現在似乎又強調產業的營造,在社會資本的創造上仍有待努力。
澳洲與英國的經驗指出,有利於創造社會資本的社區政策包括:政府、商業與志願性部門建立整合型的機構共同提供服務;強調能力建構與永續發展;開拓多元的經費來源;人力資本與環境資本並重的開發策略;強調社區之間的連結;長期有計畫的評估計畫(Johnson, Heady, & Jensen, 2005)。

(三)宗教型組織
宗教型組織(faith-based organisation, FBO)向來是志願性部門很重要的一部分,況且許多志願性組織具有宗教色彩。社會工作早期的睦鄰組織與慈善組織會社都與基督教息息相關,許多社會工作的先驅受到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運動的影響。但有些西方國家日常生活雖然脫離不了宗教,但在憲法中明白揭示「政教分離」原則。
所以,宗教組織研究在整個志願性組織研究中,到最近幾年來才受到比較多的關註(Smidt, 2003)。

Putnam(2000)認為大家共同敬拜神的宗教社區是美國創造社會資本的最重要場所。
美國宗教組織的研究也認為,宗教不隻是追求意義(meanings)與信仰(belief),宗教基本上是人與人、人與社區、以及人與組織之間的社會關係。
公民社會的文化與宗教文化的信任、關懷、同情、與愛是沒有太大差異的(Wuthnow, 2004)。Miller (1998)也認為在美國的大城市的中心(inner-city)總被認為是高危險區域,在裏面教會是僅有少數可創造信任的機構,並肯定宗教是美國社會創造社會資本最有潛力的制度(引自Smidt, 2003)。

最近幾年來,台灣的宗教也越來越蓬勃發展,雖然台灣社會的宗教性並不強,但宗教對社會資本的創造也不無貢獻。
四十餘年,天主教與基督教在政府最困難的時候,便積極投入公益慈善服務,特別是在偏遠地區、離島的醫療與社會服務總是看到基督宗教的關懷。
目前台灣著名的公益團體,不少是具有宗教色彩。
在政府許多公設民營的機構,不少是由宗教型組織承辦,可見宗教組織獲得政府與民眾的信任。在華人社會中,從西元六世紀,「義」的這種佛教徒志願服務組織(劉淑芬,2001),到近來的「慈濟」也都為我們的社會創造了不少社會資本(張培新,2004)。

也因為台灣不是宗教性很強的社會,因為宗教所創造的社會資本並不完全是「好的」,這是因為宗教的排他性很強,在自己的教會中可以培養高度的凝聚社會資本,但和其他宗教有時很難產生連結性社會資本。
以北愛爾蘭來說,許多服務與活動幾乎都與宗教有關,是一個宗教創造社會資本的典型例子。
但是天主教與基督教自有很強的凝聚社會資本,卻也是產生社會衝突的重要因素(Bacon, 2002)。

四、志願性組織與社會資本的消耗

若以馬克斯的經濟史觀來看,生產條件與形式是影響生活、價值、文化的最重要條件。
那麼比起政府與商業部門,志願性部門確實是創造社會資本最有利的社會力量。
在前一節中,我們討論的是志願性部門可以透過志願服務、社區組織與宗教型組織創造社會資本,在社區組織與宗教型組織裏也稍微提到志願性部門也可能消耗社會資本。
在報章媒體上,我們也看到某些基金會涉嫌為政治人物洗錢、公益團體涉嫌斂財、社福機構涉嫌虐待服務對象、宗教寺廟怪力亂神、公益團體執行長薪資偏高等,這都可能對志願性部門產生不信任。
在這一節中,將不直接討論志願性部門發生的財務或服務的弊案醜聞對社會信任的影響,因為志願性部門本身的弊案對社會資本的破壞十分明顯,

這方面在國外已經有針對志願性組織醜聞(scandals)的研究(Gibelman & Gelman, 2001, 2002, 2004)。我們將討論比較容易被忽略,但可能影響志願性部門破壞社會資本的可能性,也希望透過這樣的討論能避免或減少讓志願性部門消耗社會資本的機會。

(一)契約文化與過度專業化
從1980年代以來,盎格魯薩克遜式的資本主義瀰漫全球,即使是政府部門與志願性部門也都越來越商業化與市場化。政府部門不斷將公共服務私有化,並以「新管理主義」的講求績效為理論依據。當前台灣的政府公共服務亦受此潮流的影響,而且直接影響到政府與志願性部門的關係。

在新管理主義的影響下,政府的公共服務開始引進市場及準市場機制,受到這股私有化(privatisation)的影響,再加上政府採購法的推波助灡,使我國的公共服務供給也逐漸由「補助文化」(grant culture)邁向「契約文化」(contract culture)。

契約文化大約在一九六○年代起源於美國,但在一九八○多數的福利國家均受其影響,台灣在一九九○年代初期也逐漸感受到這股潮流的影響。契約文化對政府與非營利部門的關係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從過去的「補助關係」(grant aid)變成購買的契約關係,
許多的非營利部門機構的運作轉變成是一種「企業管理模式」(corporate style of governance)(Wilson, 2001)。

因為契約文化的影響,政府對志願性部門的要求越強調服務的績效、責信、與稽核,使得志願性部門漸漸採用商業模式的經營手法,許多志願性組織提供服務是為了獲得政府的資源,
反而較忽略社區、個人與家庭的需求。
從許多福利國家過去十餘年來契約文化的趨勢可看出志願性部門的組織越來越專業化(professionalisation)與正式化(formalisation)(David Smith, 1996; Russell & Scott, 1997; Wilson, 2001)。Skocpol(2003)認為1960年代以前的美國社團,大都是相當具地方色彩的小規模組織,而且不同背景的志工參與,不僅解決社區的問題,也是結交朋友認識鄰居的場域。
但是現的志願性組織規模越來越大,甚至成為全國性的組織(national organisation),而且專業管理取代了一般民眾的參與。

因為「契約文化」所造成更深的專業化與組織正式化,或許讓許多專業,例如社會工作、護理、心理治療感到興奮,因為契約文化反而更重視專業。
但面對此現象,我們是否也曾思考會不會造成過度專業主義(over-professionalisation)?志願性組部門會不會因此而忘記了崇高的社會使命?
由於引進契約促,志願性部門的組織管理越來越強調專業化,即使志工管理也是越來越正式化,例如志工的工作職掌說明書、志工訓練、志工督導、申訴制度及志工績效考核等。
從正向積極面來看,感覺志工備受重視,也顯現志工價值與重要性。
但也有跡象顯示,契約文化使得政府越仰賴志願性部門,志願性部門提供更多的服務,但是志工所提供的服務卻相對減少。一方面是贊助單位要求專業化服務,

所以專業人士取代原本志願性部門志工所提供的服務。
另一方面,因非營利部門在契約文化的影響逐漸變成「影子政府」(shadow state),許多志工認為志願性部門不過是政府的延伸,而降低了(demotivated)參與志願服務的意願(Wilson, 2001)。
Russell & Scott (1997) 在英國的研究也發現,契約文化的強制性競標(competitive tendering)使得志願性部門組織的決策階層需要新的工作任務,讓董(理)、監事的運作更具商業化氣息,
所以一般的志工越來越無法擔任董(理)、監事,反而需引進一批專業人士,志願性部門的組織在招募董(理)、監事也必須刻意找尋具有相關專業技術的人。

由於契約文化所造成的專業化與正式化,志願性部門的組織逐漸由專業的支薪工作人員所領導,志工有被邊緣化(marginalised)的趨勢。因為支薪的工作人具有較豐富的技術與經驗以應付市場的競爭,比起志工來說,專業的支薪工作人員是在契約文化下是較佳的選擇。英國的研究顯示,
即使是地方性的志願性組織也有支薪工作人員取代志工的趨勢(David Smith, 1996)。在台灣,福利服務輸送朝向契約文化似乎是無法阻擋的潮流,契約文化對志願服務的影響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但過去國內已有許多學者從事公設民營的研究,也提出許多值得大家深思的問題。

在公民社會中,志願性部門的志工與董(理)、監事會是實踐社會參與的最重要管道之一,一旦契約文化的滲透,恐怕志願性部門將逐漸遠離公民社會的典範。
而對志願性部門而言,由於契約文化所帶來的商業化可能使志願性組織逐漸喪失其使命;

也可能因應政府的採購,在財務上越來越依賴政府;而在採購過程當中的競爭,使志願性組織的合作可能性降低,而在重視專業化的要求下,小型志願性組織或社區組織將越難生存,以上這些都可能在社區照顧的政策下,對志願性組織所造成的影響。

(二)商業化

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非營利部門比較研究計畫(The John Hopkins Comparative Nonprofit Sector Project)的第二階段,研究範圍包含西歐、中歐、東歐、拉丁美洲、澳洲、以色列、日本、美國等22個國家。
從這22個國家的研究發現,志願性組織的收入來源恐怕和一般人的想法不同。該研究發現:

民間的慈善捐贈並不是志願性組織的主要財源,來自個人、企業、及基金會的捐贈大約僅佔志願性組織財源的11%。相對的,服務收費及政府的補助才是主要財源。
相對的,服務收費及政府的補助才是主要財源。其中收費及商業交易收入占志願性組織財源的49%;而政府的補助占40%。

不過,志願性組織的財務來源結構因國家與志願性組織的服務性質有所差異。以收費為主要財源的國家像是拉丁美洲國家、中歐及東歐國家、澳洲、日本、及美國;以政府補助為主的是多數西歐國家(西班牙語芬蘭例外)與以色列;22個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的志願性部門依靠民間捐贈為主要財源,但中歐及東歐國家的志願性部門民間捐贈占21%算是比例較高。
就服務性質而言,以收費為主的有:專業組織、文化休閒組織、發展組織、慈善組織、環保組織、公民倡導組織;以政府補助為主的有健康醫療、教育、社會服務;隻有國際性組織較仰賴民間捐贈(Salamon, 1999)。

志願性組織商業化(commercialisation)或市場化(marketisation)大約起於1980年代。志願性組織的領導者開始想採用商業活動主要有幾個原因:(Dees, 1998)
1. 在志願性部門圈內,一些追求商業活動的熱心人士使得營利活動慢慢獲得認同,認為市場的力量應進入志願性部門,也可解此提昇志願性組織的績效。
2. 有些人認為市場機制進入志願性部門後,可避免服務使用造成依賴,解此培養使用者能自立並培養在市場機制的世界中之生存能力。
3. 志願性組織的領導者認為市場機制能促成經費的穩定與永續發展。「自我支持」「self-funding」已成為最重要的原則,而且因經營事業所獲得的利潤在運用上較不會有限制,使志願性組織更有自主性。
4. 志願性組織的贊助者也越來越傾向商業化。基金會不再長期贊助,隻做短期贊助且要求志願性組織經費自主;政府本身儘量不提供服務,將服務外包給志願性或營利組織;企業也採取「策略性慈善」(strategic philanthropy),希望將企業捐贈與企業目標結合。
5. 新的競爭者促使志願性組織尋求商業活動,特別是營利性組織進入傳統屬於志願性組織的服務領域。

尤其最近幾年來,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蔚為志願性組織的風潮,不僅許多志願性組織爭相從事營利性活動,學術界也成立研究、教學單位,並召開社會企業之研討會。
但是,志願性組織越走向商業化,就有可能對社會資本產生破壞。傳統上,志願性組織與服務使用者關係建立在利他與慈善或互助互惠,但企業化後可能轉化成利益交換的買賣關係。如此,志願性組織所要創造的社會資本面臨嚴重的考驗。
不論是個人或企業捐贈者,可能因志願性組織的企業化而降低捐贈意願。因為,捐贈者通常不願意捐贈給「營利單位」。對企業而言,更可能因志願性組織的不公平競爭而放棄捐款。

慈善利他的價值很難用市場機制來促成,就好像冠上「公益彩劵」之名就想促成公益恐怕是一種迷思。事實上,我們也不可期待志願性組織的財源主要依賴企業經營所得。雖然,志願性部門與企業部門的界線可能逐漸模糊。但我們寧可相信志願性部門與企業有不同的價值體系(張英陣,1999)。

(三)政治附庸

雖然,志願性部門與政府和企業部門的界線逐漸模糊是公認的事實,但是部門間保持一定的界線,各自實踐部門的使命應該是一種比較好的治理模式。
若是志願性部門與政治領域沒有保持一定的距離,可能會讓社會大眾對志願性部門失去信任。
最嚴重的可能是志願性部門淪為政治的附庸或次殖民地(江明修、陳定銘,1999),這種傷害可能最大。

台灣的志願性組織淪為政治的附庸大致可呈現三種形式:

1. 自甘墮落:
有些地方縣市政府,不願延攬具有專業背景的人士擔任社會局局長,而以社會局局長的職位酬庸樁腳,並利用社會局的經費預算以補助為名收買志願性組織。
有些志願性組織就被政治人物或政黨收編,淪為政治樁腳;志願性組織領導人藉著志願性組織成就自己的聲譽與地位,然後向政治靠攏。

2. 政治人物的志願性組織:
政治人物或政黨成立志願性組織,美其名是要從事公益慈善服務,其實是在培養自己的政治班底,擴張政治勢力,更有甚者是利用志願性組織作為政治捐獻的洗錢中心。

3. 準政府組織(quangos):
由政府資助成立志願性組織,法律地位與治理結構是志願性組織的形式,但實際上是由政府操控。這些準政府組織有逃避民意代表監督的嫌疑,甚至有些是酬庸退休政府官員的組織。
名之為志願性組織,實則為政府不受監督的外圍組織。

分類:學者文章
發佈單位:內政部社會司
發佈日期:2008-07-10
文章標題:

志願性部門與社會資本:創造或消耗?
作者:

張英陣
轉貼文(供參考的資料)自=內政部社會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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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老爸退休後的快樂志工

文章內容:
另類老爸退休後的快樂志工
作者:CAN 出處:中央通訊社 日期:2000/8/8

古語說:「人生七十古來稀」,隨著生活水準的提昇,平均壽命的延長,,再加上三位在豐原醫院快樂志工的感人故事,應改為更積極的「人生七十才開始」才更貼切。
因為七十歲以後的生涯,若規劃得宜,將是人生生涯的第二春,可以使生活更快樂、更有希望。尤其是一些男性退休人員,在六十五歲屆齡退休以後,除了享受含飴弄孫的天倫之樂外,如何選擇不同的生涯規劃,是另一項值得深思的課題。
目前已有愈來愈多的退休人員,選擇投入志願服務工作,來做為退休後生涯規劃的目標。例如,在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志工隊中,就有三位如此的「另類」老爸。他們都是退休人員,在選擇志工服務後,為自已的生活開啟了另一扇窗,活出另一種的人生意義,「健康、快樂」,是他們共同的特色。郭少洲、黃榮富、洪富貴,三人目前都是豐原醫院的志工,而且都已經接近七十歲了。
郭少洲原本任職於自來水廠新竹第三區管理處人事室主任,自八十五年退休後,最初也隻是在家含飴弄孫之外,就是寫寫書法、種種花,怡情養性。後來,因為郭少洲的太太王豔美也曾是豐原醫院的志工,郭少洲在家人的鼓勵下,也於八十六年加入了豐原醫院的志工隊。
他最先是和另一位志工,搭檔擔任圖書推車組之志工,後來更為了體驗另一種的自我挑戰,更於八十八年再主動加入急診室志工。在急診室中,郭少洲看到一些孤苦無依的獨居老人,因為病痛送到急診室中,他感同身受、盡力幫忙之外,更珍惜自己的幸運,體會健康無價,也更加善用每一天的服務。
黃榮富原本在報社工作,因太太中風後行動不便需人照料,便毅然提早退休,專心照料太太,在愛妻往生後,黃榮富覺得應該化小愛為大愛,深刻體會到病患生病後的不便,及家人照顧的辛勞。因此,黃榮富於八十六年也加入豐原醫院志工隊,而且選擇在急診室當志工,在分秒必爭的緊急場面,他總是以最快的速度、最佳的熱忱,幫助急診病患,一點也不輸年輕小伙子。常常有許多急診的家屬,十分的感謝黃榮富,他在助人的過程,也豐富了自己的生命。
另外一位爸爸志工—洪富貴,則是在台中縣政府建設局工商課退休後,在子女的鼓勵下加入志工隊。由於洪富貴本身患有糖尿病,導致視力退化,當初也曾猶豫,怕自己不能勝任。但是,三年來的志工生涯,事實證明,洪富貴在老人日間照護室,把日照室的老人,當成是自己的老朋友一般。每週二天他陪他們聊聊天,幫助這些老朋友去做復健,陪同一起做活動,並從旁鼓勵,以自己樂觀的心境和這些老朋友分享。老人家感受到他的健康、熱忱人生觀,無形中洪富貴的身體,竟然愈來愈硬朗,心情也愈來愈開朗,這些改變,他直說這是當志工的另一種收穫,既可身體健康,心裏又快樂,實在「好得不得了」。
從三位退休銀髮族爸爸志工的身上,不僅看到了人性溫暖的一面,也感受到另類老爸的豐富、快樂、健康的新人生方向。
如果你家的老爸已經退休了,退休後的生涯規劃是人生的另一個新起點,豐原醫院院長徐永年認為,退休銀髮族的志願服務,就是一種很好的選擇。他誠摯邀約銀髮族,一起加入豐原醫院的志工服務。

➽資料來源:內政部志願服務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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